传承清华精神 服务校友成长
他是清华中文系复建后的首批学子
在文北楼度过了一段别样的青春
从背诵典籍到征战绿茵
从硬啃高数到敦煌采风
他亲历了清华文科“难”与“通”的独特淬炼
清华大学1996级中文系校友
现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周庆安教授
回首在文北楼的岁月
那段被“通识”与“大师”点亮的青春
奠定了他学术道路的根基
如今，他正将这份传统与精神
传递给新一代的清华学子
展开剩余89%周庆安
我是1996年9月2日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当时学校里很热闹。中文系的系办在今天文北楼（当时叫文科楼）的三层。当时的系办姚金霄老师带着师兄们在操场给我们办的接待，次日我们到系办再办理手续，第一次见到了中文系的办公室。2022年下半年，因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馆装修，我又临时回到了文北楼的三层办公。走在26年前报到的地方，想起已经过世的徐葆耕、姚金霄一众老师们，的确感慨光阴荏苒，念兹在兹。
报考清华的时候，我是被招生简章上中文系背后括弧的科技编辑所深深吸引。当时我并没有所谓的学科交叉融合概念，因为自己是理科生，文科成绩也不错，总想文理兼学，将来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最终主动花落中文系。
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建设。从1994年开始，中文系和英语系都复招本科生。当时清华大学办中文系，不仅在国内，甚至在校内都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我们一个班33个同学，11个男生，22个女生，男女比例在校园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至于参加马约翰杯足球赛的预选的时候，全班男生都必须上场，一个替补都没有。好在当时中文系还有很多留学生，韩国的外援脚法了得，成为重要的场上力量。后来，文6和英6组成了“中英”联队，人文学院还没成立之前的学生工作雏形，恐怕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直到2001年，我们一位研究生同学在游泳馆游泳，教练问她是学什么的，她回答是学传播的。教练想当然理解成“船舶”，就勉励她说，你得好好学游泳，不然将来出海不会游泳可不行。
清华特色的通识教育
在中文系的四年本科生活，回想起来充满了清华的特质。当时我们的培养方案是，前两年完成中文系的专业学习，后两年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可以选择文学、新闻传播学或者语言学的专业课程方向。这就意味着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开始通识教育（2+2）的学生。尽管作为学生，当时并不太理解这种培养方案的特点，但是今天回过头来，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无疑更加深刻了。
通识教育，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当代理解，区别于传统的技术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在一个更加现代和知识体系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高等教育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能够融会贯通于不同学科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这就意味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学生要学得多，一个是老师要教得好。作为学生，首先感到的是课多。因为通识的体量，必然要比单一专业的体量大。学生接触到的知识量越来越大，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为了确保学生能够真正学进去，对于这些在高中阶段按部就班的孩子们来说，当时系里的教学方针十分明确，前两年的时间，几乎完成了中文系三年的专业课程。
我记得当时课最多的一个学期，我自己完成了32个学分的课程，到今天为止都非常怀念那段奔忙的岁月。在两年的时间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一系列的课程，为我们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
其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理教育。我在清华唯一一次不及格的考试，是大一下学期的高数期中考试。当时中文系、外语系、经管学院的同学，要完成一学年的高等数学，按照理工科同学的话说那就是“高数C”，言下之意就是极为简单的数学。我因为高中是理科生，所以觉得微积分不足为道，结果马失前蹄只考了48分。
文科学一年的高数，虽然当时来看对文科生有一定的难度，但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年的高数，对于后来我们面对交叉融合的知识体系有着极大的帮助。也因此我知道了当年清华园里36分（最终卷面成绩开根号乘以10）及格的传说，以及“教一学二考三”的传统。
尽管文理工各有不同，当时中文系的教育，给我们一个更加直接理解清华人才培养精神的契机。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学生上课天经地义，多选课，选自己喜欢的课，才是大学的模样。有“识” 未必就能“通”，但没有“识”就一定不会有“通”。因此，课程成为了我们迈向“识”的必要条件。
清华特色的大师教学
当然，“教得好”在清华大学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我们学生看起来已经是大师云集。有徐葆耕、蓝棣之、张玲霞等人文大先生，有李学勤、葛兆光这样的史学大家，有黄国营、赵丽明这样的语言学翘楚，也有袁毓林这样和清华擦肩而过的著名学者。但是他们上课的方式，却不自觉地带有很强的“清华特色”。
我记得蓝棣之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课期中考试是没有试卷的。蓝老师进教室以后，在黑板上写了十部小说的名字，然后要求每位同学就每部小说写出三个细节，每个细节三分。我们当时都很惊愕，当然也准备不足。
蓝老师的意思非常明显，学文学史，就是要看书，没看过书，无从谈起文论。因此考察小说的细节，就是让学生先读书再发言，避免夸夸其谈眼高手低。同样在丁夏老师的“古代文学史（下）”期中考试里，卷面就是五十首宋元明清诗词填空，每题2分，会背就是胜利。回头想起来，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清华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气何其一致。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又接触到了更为感性的文学世界。徐葆耕老师的“影视艺术”这门课，给我们放过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我是个不爱看文艺片只爱看科幻片的中文系学生，这部当时还没有在国内上映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浪漫主义叙事的强烈冲击，在印象中我认真看过而且认真分析过的文艺片也就是《情书》了。
作为获得金鸡奖的剧作家，徐葆耕老师推荐这种新且相对小众的文艺作品，另辟蹊径，为学生创造了异于传统艺术史论的教学路径。清华的大师，走的就不是传统文科学科建设的老路。
在这种大师的氛围中，学生也格外活跃。当时在宿志丕老师的“中国通史”课上，我们一个宿舍六个男生，对于明代历史格外感兴趣，也敢于和老师讨论。为了课堂做好充分的交流甚至是交锋，大家自发地把《明会要》等一系列对本科生有难度的明代历史文献搬回宿舍边上的活动室，整个通宵点灯熬油，誓要找出明史中最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我们的手上，《清华中文报》等一系列的学生报刊也得以创立和发展，《读书》等杂志更是人手一册的必读刊物。可以说那时候的学生，受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氛围影响，在整个文科建设上真正向清华“神仙老虎狗”中的“老虎”靠近。
清华特色的文科教学
清华文科教学的高起点，首先高在“难”这个字上。文科教育要做好，尤其是清华的文科教育，难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字眼。
文科的难，不是难在做题和实验，而是难在知识上的博学和理论上的自洽。因此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啃书本、学知识、写论文、做研究。文科生也要懂点理工，走向田野，从事实践，面对群众。当时对我们来说，难的课、难的题，答不出来的考卷才是清华该有的样子。在葛兆光老师的文献研究课上，我交的作业是唐代六部职官制度研究的小论文，这篇论文今天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为这篇论文在图书馆文献阅览室里硬着头皮啃典籍的记忆一直都在。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前国学院四大导师雕塑
清华文科教育的另一个高起点，当然就是“通”。毋庸讳言，当时清华最大的优势仍然是理工科的优势。在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借重理工科优势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特色，使得清华的文科在发展过程中快速成长，快速复兴。
这个通也是理论和实践的贯通，从先生们的教学到培养方案的设定中，中文系的教育是和整个清华的教育紧密衔接在一起的。从大一的暑假开始，我们就自己组织前往敦煌博物院、长江三峡大坝的采风活动。那个时候从北京到敦煌的火车40多个小时，因为没有坐票，十几个同学就在火车车厢的衔接处待了两天两夜。当然，因为系里的介绍，我们也有幸在敦煌买上了专业门票，参观了当时很少人能看到的15个洞窟。2024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纪录片团队仍然在敦煌为博物院60年拍摄纪录片，28年的时光轮回，我们仍然没有离开中国现场。
再者说，清华文科的高起点，还在于国际视野。清华从自身的历史出发，对于国际视野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融通中外、贯穿古今的概念在我们的学习中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
在当时除了欧美之外，中文系和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学者对亚洲也有专门的研究，葛兆光、王中忱等老师对于日本的研究就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今天我从新闻传播的学术视角研究早期跨文化传播，与葛兆光老师的学术研究不期而遇，也算是给当时的学习交上了一份不断积累的答卷。
在当时看似庞杂且艰深的课程体系，对于我们后来的成长而言有弥足珍贵的意义。我一直觉得，清华文科的发展并不完全因为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独特地位，而是因为学校和院系在复兴过程中的独特视野和战略眼光。到今天来看，这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复建，不是因为人多，也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清华在战略上集中，在战术上自由；宏观上有担当，微观上敢放手，用人上有自信。
90年代我在学期间，以理工科出身的徐葆耕老师掌舵中文系，以症候派诗人蓝棣之等牵引学科发展，引进了李学勤、葛兆光、王中忱、黄国营等多位不同方向的名家学者，敢于对标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形成了“人少力量大”的局面，才能在后来的文科发展中，继续快速地培育了人文学院、社科学院、法学院，以及我所在的新闻传播学院等。所以真是“一座文科楼，半部文科史”。
到今天，我都会跟自己的学生说起在中文系的学习生活。那时候礼堂前的大草坪是可以进的，每个周末草坪上都有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弹吉他唱歌；二校门边上的一教里总是会举办诗会，操着各地口音的清华园诗人在教室里大声地朗读着自己创作的诗歌，引来阵阵掌声或者嘘声；中文系的学生们能读《昭明文选》，也要做高数习题集，还偷偷看金庸，爱背诵《大话西游》的台词。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人文活动中，总会有蜂拥而至的听众。在那样的人文精神和氛围中，我们一点也不奇怪校园民谣起自清华，也十分自然地烘托了清华大学文科发展的校园环境。
20多年之后 ，“ 我也终于成为了你”，我自己留在2002年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与当年的先生们一起面对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中国高等教育缺乏的自信和定力，其实应该在清华文科建设中找到一些答案。
30多年之后，从学生成长为教师，我以为清华可以更加自信地回顾这段文科建设的岁月，自信地看待清华的文科建设成果。今天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非常娴熟地描述各种挑战，但是很少从容地选择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是一个“心志坚定、思想自由、行为保守”的事业，需要集思广益、审慎决策。然而一旦决策，就要持之以恒，尊重渐渐的力量，推动稳稳的进步。
9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清华文科复建，在我们这些学生看起来，有那么一丝“贵族范儿”。虽说不至于特立独行，但是也和传统的高等教育方式有所不同，甚至与当时全国高等教育的某些思路也敢于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十分感谢清华大学中文系，给了我一个别人不敢给也给不起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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